|
數字化以洶涌之勢重構全球經濟社會發展模式，數字技術和數據要素成為時代發展的強勁動力，從大國博弈到產業格局無一不受數字化浪潮的深刻影響，世界主要國家均將數字化發展作為國家戰略，全球市值前十企業中數字經濟體占據七家。近年來，各級政府圍繞提升治理能力和高質量發展開展了數字化轉型的積極實踐。作為支撐數字中國戰略落地的關鍵載體和探索先鋒，地方政府和市場主體已形成通過數字化轉型破局發展困境、謀篇長遠發展的廣泛共識。然而，受目標導向、成效評估、職責劃分等需求側差異的影響，在政府和企業數字化轉型的具體推進過程中，呈現出不同的特點和路徑。本文聚焦政企數字化轉型的差異性，從供需兩端展開深入剖析，以期為行業實踐提供參考。 |
政企數字化轉型的總體發展態勢
1.1.十四五期間政府和行業數字化轉型持續加碼
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我國堅定不移推進網絡強國、數字中國建設，全面推進數字化轉型是面向未來塑造核心競爭力的關鍵之舉。
國家層面，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強調加快數字化發展；2021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十四五”時期數字化建設目標，要打造數字經濟新優勢，加快數字社會建設步伐，提高數字政府建設水平，指出2021年要基本實現“跨省通辦”，健全數字規則；《十四五規劃綱要》中首次將“加快數字化發展，建設數字中國”單獨成篇、系統闡述，全文提及“數據”53次、“數字化”25次，提出七大數字經濟重點產業及十大數字化應用場景；2020年9月，國務院國資委頒布《關于加快推進國有企業數字化轉型工作的通知》，明確國有企業數字化轉型的基礎、方向、重點和舉措。
地方層面，“數字化”在今年各地“兩會”中高頻出現，多地提出高標準建設目標。例如，北京提出建設全球數字經濟標桿城市，上海提出建設國際數字之都，福建提出建設數字應用第一省。數字經濟發展目標也得到進一步細化。例如，浙江提出到2025年，數字經濟增加值占GDP比重達到60%左右，四川省提出到2022年數字經濟規模超2萬億元，占GDP比重達到40%，北京提出到2022年，數字經濟增加值占GDP比重達到55%。
1.2.政府數字化轉型進入全面提質發展階段
我國政府數字化首輪建設基本完成，多數城市進入從分散到集中、以城市大腦為建設重點的提質發展階段。
《2020聯合國電子政務調查報告》數據顯示，我國電子政務發展指數排名實現歷史性跨越，達到全球“非常高”的水平；中央黨?！?0203044am永利電子政務發展調查報告》顯示，我國省級政府網上政務服務能力指數“非常高”的地區增加到8個，已無服務能力指數為“低”等級的地區。
圖1 省級網上政務服務能力指數
數據來源：《20203044am永利電子政務發展調查報告》，
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
現代數字城市研究院監測大數據顯示，我國各級政府數字化轉型覆蓋率達72.7%，進入住建部三批智慧城市建設試點共計290個，近百個城市開啟次輪或三輪建設周期。2016-2020年間，城市大腦落地建設項目數量整體呈現逐年上升態勢，早期主要集中在杭州、上海、北京等大型城市，隨著城市大腦在應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城市交通管理、社會治理、治安防控、生態環境保護、政務便民服務等方面的成效凸顯，城市大腦的建設熱潮開始向三四線城市乃至區縣蔓延。
1.3.企業數字化轉型處于快速跟跑補強階段
相較于政府而言，雖然近年來企業數字化轉型的重視程度和建設布局進一步加強，但整體數字化水平仍有較大提升空間，且行業間差距較大。
從轉型覆蓋率來看，靠近消費者的行業多數成為或接近數字化原生企業，65%的傳統企業中啟動數字化實踐，其中國有企業啟動數字化轉型比例相對較高。制造業、信息業以及大型企業受政策支持的影響推進力度較大，更多中小企業的轉型節奏較緩，隨著管理者和員工對于數字化轉型的認識進一步加深，企業的數字化資金、人才等投入力度正在不斷加大。
從轉型側重點來看，傳統企業數字化轉型多以單點試驗和局部推廣為主，目前重點關注業務流程的數字化重構和客戶服務的數字化模式升級，在通過轉型推動業務創新等方面還需進一步提升。受前期投入規模大、價值產出難衡量、投資收益見效慢、轉型失敗風險高等多重因素影響，仍有大量企業沒有將數字化轉型納入戰略層面高位推進。當前企業數字化轉型進展靠前的領域包括：財務管理等內部管理流程數字化（70%），產品服務優化和客戶體驗提升（54%），引入云計算、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技術平臺和應用（51%）。
政企數字化轉型存在“基因”層面的本質差異
因政府和企業兩類主體在職能設置、運行邏輯上的根本不同，其數字化轉型工作也存在“基因”層面的本質差異，本文從轉型目標設置、成效評估標準、部門協同模式及建設運營模式四個方面進行剖析。
2.1.轉型目標設置不同
政府數字化轉型旨在推動治理體系的深層次變革與重構，最終服務于滿足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從政府職能出發，要把為百姓做了多少好事實事作為檢驗政績重要標準；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指出，轉變政府職能，深化簡政放權，創新監管方式，增強政府公信力和執行力，建設人民滿意的服務型政府。地方政府聚焦公共服務便捷化、城市治理精準化和經濟決策科學化，以群眾辦事、醫療教育、出行治安、突發事件處置、產業發展、營商環境優化等具體訴求為數字化建設的著力點，推動實現業務協同和整體政府模式，實現數據邏輯和行政邏輯相統一，實現組織與制度的變革和政府運行體系的重構。
企業數字化轉型突出以數字化轉型重塑企業核心競爭優勢，體現在經營水平的提升。日益加劇的行業競爭是驅動企業數字化轉型的頭等因素，數據顯示，營業規模在20億以上的企業普遍在探索以數字化轉型構建新競爭優勢；96%的企業已經認識到數字化轉型給企業的市場、業務運營及商業模式帶來重大推動作用；67%企業認為，未來兩年企業的首要增長動能將來自“數字技術+商業”。
2.2.成效評估標準不同
政府數字化轉型追求多維度評價成績的提升，側重自上而下考核與橫向對標。一是圓滿完成相關國省考核指標要求，包含上級政府《政府數字化轉型工作考核評價》《電子政務績效考核》《新型智慧城市評價》等綜合考核要求，以及《應急管理信息化工作考核》《醫療衛生信息化工作考核》等垂直條線考核要求。二是逐步與對標城市看齊，部分城市選擇地理區位、資源稟賦、產業結構等具有相似性的標桿城市作為對標發展對象，期望以穩妥推進加局部優化創新為路徑，降低數字化轉型風險。三是逐步提升城市影響力，提升在各級各類發展報告和評價排名中的排名，如《數字政府發展報告》《省級政府和重點城市網上政務服務能力調查評估報告》《中國工業百強縣（市）、百強區發展報告（2020年）》《城市大腦規劃建設與應用研究報告》《2020中國數字政府建設白皮書》《2020年數字政府發展指數報告》等，提升面向高端人才、優質企業的吸引能力。
企業將經營指標作為一切數字化轉型工作的最終衡量標準。在效果衡量方面，企業對數字化轉型成果的期望更加務實，對投資回報要求更高，領軍企業更看重數字化轉型帶來的創新和增長潛力以及市場份額的增加，多數中小企業衡量數字化回報的指標更為明確。研究顯示排在前三位的指標分別為財務回報、新產品利潤以及用戶滿意。在回報周期方面，多數企業的期望時間更短，85%的受訪企業希望在12個月內看到數字轉型項目投入的回報，43%的企業甚至希望6個月內就看到明確回報。
2.3.部門協同模式不同
政府的科層式組織結構，必然導致各委辦局在數字化建設中存在重復建設問題，需強化整體統籌。制度改革相對社會發展而言客觀上存在一定的滯后性，導致面向創新領域、新生事物的管理往往存在職能交叉和政出多門，反映在政府數字化能力建設中，便形成了業務系統功能的交叉耦合以及政務數據的多源異構。此外，以垂直管轄、縱向推進為主的政務信息化建設模式在地方層面也遺留了大量的網絡、機房、系統、數據層面的資產孤島。隨著以大數據局或大數據中心為總體統籌的機構改革推進，政府信息化轉型的整體建設模式趨于清晰，逐步形成較為完善的需求統籌、項目管理機制。這也使得云、共性能力平臺、數據集中治理、安全一體保障等成為可能。
企業各部門職能相對專業和獨立，協作界面清晰，數字化轉型工作易于按需劃分切塊。企業以IT部門作為技術總體部門、各業務單元作為需求部門，數字化建設工作易于分工和切塊，如管理體系類業務數字化，包含視頻會議、協同辦公、財務系統、人事系統等，運行流程類業務數字化，包含ERP系統、流程自動化、智慧供應鏈、智能制造、線上平臺、在線客服等，營銷模式類業務數字化，包含電子商務、客戶管理、精準營銷、數字渠道等，產品服務創新類業務數字化，包含物聯網設備、數字化產品、個性化體驗、一站式服務等。
2.4.建設運營模式不同
政府數字化轉型傾向大干快上，集約化大單建設模式成為重要趨勢。采用整體打包模式，由大生態進行建設“兜底”，提供總體架構設計、統籌建設及持續運營服務，盡可能避免重復建設及信息孤島現象發生。
表1 近期數字城市建設中標大單
資料來源：現代數字城市研究院根據公開資料整理
企業數字化轉型傾向量體裁衣和小步快走。企業普遍根據自身行業特點和業務發展階段，把握自我發展節奏，按照急用先行原則，分階段分條線漸進式推進數字化轉型。
表2 典型企業數字化轉型項目
資料來源：現代數字城市研究院根據公開資料整理
政企數字化轉型的發展趨勢
政企數字化轉型未來將呈現出“一同兩異”發展趨勢：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共同遵循自主可控的發展要求，在新一輪建設次序及業務架構演進方面呈現出不同特征。
3.1.自主可控從黨政領域向全行業延伸
基礎設施自主可控是我國數字化發展的必經之路，進入從黨政領域向全行業梯次性延伸的新發展階段。2019年黨政信創三期工程拉開信息化體系全面重構的序幕，城市層面進一步加強政策要求和考核力度，將“國產替代”“自主可控”作為新一輪城市信息化建設的硬性要求，同時依據國家提出的“2+8”信創體系向行業延伸，其中“8”指關乎國計民生的八大行業，包括金融、石油、電力、電信、交通、航空航天、醫院、教育等。未來一個時期，我國政企數字化轉型將迎來全面的國產化發展浪潮。
3.2.建設次序各有側重
政府數字化轉型以共性能力和統一入口為基礎框架，逐步增加完善業務應用模塊功能。更多城市將釋放共性基礎設施、共性技術平臺、通用能力組件、統一服務入口等建設需求，并以此為基礎，持續敏捷迭代增加條線業務功能。不同行業特征的企業數字化轉型焦點和重點差異較大，多以主要板塊數字化轉型牽引企業整體變革。如零售企業多數優先建設數字化渠道營銷模式建設及數字供應鏈體系，制造企業更重視智能排程、調度可視化、智能車間等。
3.3.業務架構差異化演進
以“政務云+城市大腦”為代表的新一輪城市數字化建設總體框架成為建設熱點。“政務云+城市大腦”框架聚焦數據共享與流程優化，可以進一步發揮數據及業務場景的價值，盤活數據要素資源活力，滿足公共服務實時監測、數據共享、快速決策、優化服務等方面需求。企業數字化轉型將逐步向云原生模式發展。伴隨全行業上云的逐步深化，產業鏈中的競合與依存關系發生改變，新舊商業形態產生劇變，企業更加關注業務創新以謀求價值網中的主導者角色，因此功能豐富的應用支撐能力成為云的突出需求。云原生能夠滿足業務的敏捷、彈性、個性化和智能化發展需求，能夠助力企業在新一輪的產業變革中提升影響力。
